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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机遇与挑战分析

时间:2016-07-25      浏览次数:       来源:       字号:[ ]

编者按|6.17起,习近平主席出访塞尔维亚、波兰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3个月内再访中东欧,连续第四年出访中亚,习主席此行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既有传统友谊、区位优势、市场需求等因素所奠定坚实基础,又有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等现有机制,在中东欧地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具有较为显著的优势。中国企业应把握这样的大势,顺势而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的分析文章,深度解剖中东欧地区的投资机遇、风险与应对之策

文/龙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

 

       2013年,习近平主席发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一宏伟战略构想的主要目的在于将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相连接,充分激发广大腹地国家的经济潜力。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中东欧地区具有重要地位。

从地缘角度看,无论是在通往欧洲的海上航线上,还是在贯穿欧亚的陆路通道上,这一地区所处位置皆是进入欧洲的门户。

从合作的条件看,中东欧国家法制健全,政局稳定,政治与经济安全系数高,同时又都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期,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沿线国家整体运营风险评估中属低风险、宜投资地区。

更为重要的是,从先期经验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已开展了近四年时间,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经验,为“一带一路”战略在该地区的实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甚至可发挥向“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地区推广经验和产生辐射效应的积极作用。

中国与中东欧地区的16个国家长期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合作的价值和意义。

通道功能、增量市场和先期经验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欧地区落实的主要优势。

优势一:通道功能

中东欧地区处于“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结合部贯通海陆两路,连接欧亚市场,是具备“物流通道”功能的重点地区。

       中东欧地区作为联接欧亚两洲之重要纽带,“物流通道”是中东欧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最为突出的功能定位。

       区位优势、地区需求和体制保障是使该定位充分发挥其功效的坚实基础。就区位优势而言,陆上物流通道从中国西部经俄罗斯或中亚进入中东欧地区,再由此进入欧洲西部,其蕴含的巨大潜力既具有分散海运压力过重的战略价值,也兼顾注重成本优势的商业选择。

       有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长期过度依赖海运,形成了“马六甲困局”,拓展贯穿欧亚大陆的物流通道有助于缓解这一困局。该通道的突出优势也通过平衡时间与价格的最优运输成本得到体现:对它的利用比传统的铁海联运节省一半时间,运费则远低于空运,而且更为安全。

       此外,中东欧地区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欧洲的门户。隶属于该地区的巴尔干半岛位居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西濒亚得里亚海,南临地中海东滨黑海乃连接欧亚大陆以及两片航路发达水域的重要陆桥和枢纽之地。

       目前中国对其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出口的货物80%被以海运的方式绕道好望角,纵向穿越大西洋,经由欧洲北部港口运达目的地。

       而以巴尔干半岛南端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下称“比港”)为海运终点的线路则取道阿拉伯海,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运输时间较传统线路缩短7至10天,为中国到欧洲最短的海运航线。而从比港出发至中东欧的货运列车,又将比港与欧洲腹地相连接,大幅缩短了陆上运输时间。

       就地区需求看,中东欧地区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所存在的强劲需求,构成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主要抓手,与“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其优先领域的发展路径高度契合。

      尤其是在刚刚走出战乱,进入稳定发展期的巴尔干地区,基础设施受损严重相关建设亟需加强。据东南欧交通观察机构对未加入欧盟的东南欧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最新调查分析:

在公路方面

  • 亟待立即维护的路段有395公里;

  • 亟待立即升级或更新和提高运能的路段374公里。

在铁路网络方面

  • 缺失路段为211公里;

  • 运量受限、亟待建设的新线路为144公里;

  • 运量受限、需要较大规模保养的为178公里;

  • 需进行普通维修的为788公里。

       尽管长期以来,欧盟也十分关注这一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但在当前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其难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援助,这促使中东欧各国与中国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愿望强烈,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在该地区的进行提供了机遇。

      体制保障是中东欧地区在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中最为明显的优势。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公共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均需要各国政府主导牵头和参与融资。

      因此,政府决策透明度、效率水平、廉政程度、政局稳定程度等体制因素对通道建设意义重大。

      经济学人智库撰写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估》按照安全局势、法律及监管、政府效能、政治稳定性等十项标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评分,制作出“一带一路”国家整体运营风险图表。

其中业已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都位于21-40分的低风险区内,而尚未入盟的巴尔干国家则居于41-60分的风险适中区域,均低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其他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风险评分,在平均风险水平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中东欧地区各国的体制保障还得到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助推。

      目前,16个中东欧国家中已有11个为欧盟成员国,其余5个国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启动了入盟进程:马其顿、黑山、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均为正式候选国,作为潜在候选国的波黑已于2016年2月正式递交入盟申请,有望在2017年成为正式候选国。  

      因此,这些国家都较为严格地遵循欧盟设定的法律法规或各项标准,这有效地增强了基础设施项目从谈判、启动到运营这一过程的透明度和规范化,降低了中国作为投资方的风险成本。

优势二:增量市场

中东欧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和市场需求的扩大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较为理想的“目标市场”。

        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多个国家逐渐从“转型国家”的代名词转变为“新兴市场”的欧洲代表。

        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东欧地区的定位并不仅仅只是通往传统的欧洲核心地区的物流通道,其本身也是日趋重要的投资和消费市场,符合“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发掘区域内市场潜力,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的目标。

       作为新兴市场,中东欧地区表现出比传统的欧洲核心地区更为强劲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

       在受2009年欧洲经济危机冲击之前,中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大多保持在6%至9%之间,明显高于欧元区和欧盟2%至3%的平均水平以及欧盟内的几个主要成员国。

      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活力主要来自于不断上升的国外直接投资。得益于该地区政局稳定及由此而形成的投资环境、与欧盟接轨的法律框架、便宜的土地价格劳动力质优价廉等因素,中东欧地区在吸引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外直接投资方面被视为整个欧洲大陆的首选。

      例如,由中东欧四国组织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从2000年的850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5183亿美元,增长了6倍以上。

       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使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失业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加之其人口较西欧地区更为年轻化等经济因素,都推动了其消费市场的繁荣。

       2009年席卷欧洲的金融危机令中东欧地区经济发展严重受挫,也使其经济和金融业过度依赖西欧发达国家的弊端得以暴露。一方面,深陷危机之中的西欧各国对中东欧地区的经贸需求大幅下降。

       另一方面,西欧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迫于本国的流动性压力或监管要求,不得不从中东欧地区大量撤资。中东欧国家面临严重的资金外逃问题,信贷环境迅速恶化,地区经济雪上加霜。

       为应对危机,中东欧国家纷纷采取主动、灵活的外向型经济政策,通过吸引更多来自欧盟以外的直接投资,努力摆脱在经济、金融领域对欧盟的过度依赖。

       如波兰于2012年推出面向波兰企业的“去中国投资”项目和面向中国企业的“去波兰投资”项目,积极推动中波双边经贸与投资合作;匈牙利制定“向东开放”的经济和外交战略,在税收和移民方面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欧盟之外资金的进入带来了机会。

优势三:先期经验

现有合作机制收获先期成果,是“一带一路”倡议推广成功经验和开展创新性合作的“试验田”。

         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地区在多个层面上展开合作,既立足于在传统友谊基础上稳步发展的双边关系,也基于中欧领导人会晤、亚欧会议机制等地区合作框架所搭建的平台。

        其中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16+1”合作)自2012年以来,已运作了近四年时间,取得了不少成果,既为“一带一路”战略在该地区的实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为在其他沿线地区的推进产生了示范效应。

        首先,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早期收获,直接构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前期铺垫和合作基础。 

        “16+1”合作机制的早期收获主要包括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大项目合作协议的达成、落实及其推进,以及经贸和投资关系的不断提升。就基础设施建设而言,经过几年来的合作需求对接,目前进入常态运营的中欧货运线路已多达9条。

        自2011年3月19日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有力推动下其运量保持快速增长:2014年全年共开行中欧班列308列,发送集装箱26070标准箱,较上年同期增开228列,增长285%。

        而至2015年10月,中欧班列的开行总数已突破1000列。在巴尔干地区也启动了“一带一路”建设对中欧陆海快线的规划。

         从经贸、投资领域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与投资关系在“16+1”合作机制建立后大幅提升。2014年,彼此的贸易额已突破600亿美元,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总额突破50亿美元,不仅为它们走出经济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更与“一带一路”倡议中至为重要的“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的目标和实现互利双赢的原则相契合,成为上述目标和原则在中东欧地区的具体体现。

        其次,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双方对合作难点的应对,间接地为“一带一路”战略在其他沿线国家或地区实施提供了可供借鉴经验。

        例如,融资问题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大项目合作中遇到的主要障碍之一。

针对这一问题,中国决定建立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 包括设立100亿美元专项贷款、30亿美元规模投资基金、探索设立人民币中东欧合作基金等。

         中东欧各国政府作为买方,可以通过申请优惠信贷顺利启动合作项目,弥补其较为普遍存在的财政短缺问题。作为首个使用中方优惠贷款实施的项目,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目前已竣工通车。

         财政短缺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中不少沿线国家存在的问题,中国为此创建了总值高达10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在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内建立的对基金申请的筛选和对基金使用效率的评估机制等,都可在丝路基金的管理和应用中加以借鉴。

       又如,大项目合作往往需跨境开展,其所涉及的不仅是单个国家的发展规划法律法规,还包括与多国政府的共同磋商、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协调,以及跨境问题的联合解决。

       多个跨境项目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机制下得以实施,各方出于推进项目的迫切需要而展开的次区域内的小多边磋商谈判,为区域内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助力。

       例如,为推动匈塞铁路及中欧陆海快线项目的尽早落实,中国同匈牙利、塞尔维亚、马其顿共同启动了海关通关便利化合作框架协议工作组会议机制。其所积累的经验也为“一带一路”建设在其他地区的开展提供了借鉴。

       2015年11月,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苏州举行。会上共同发表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首次将“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其中,视之为推动“16+1合作”取得更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这标志着“一带一路”战略与“16+1合作”机制之间“互利互鉴”的良性互动模式将进一步发挥作用,合力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水平的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在中东欧国家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遭遇三大挑战:

挑战一:倡议如何落地

中东欧地区尚处于如何将现有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对接的探索和研究阶段。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领导人利用多个双边、多边场合欢迎中东欧国家参与其落实,前方使馆通过发表报刊文章、接受媒体采访等途径向它们积极宣介,一些中资企业也希望乘势参加有关项目的实施,中东欧国家纷纷积极响应。

        当前,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回应基本可概括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是政府高层在多边或双边会晤时表示出对这项战略的支持和期盼。

例如,2015年6月,中国副总理刘延东访问捷克时,捷克总理索博特卡表达了对该战略的赞赏和积极参与的意愿。

同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访问塞尔维亚期间,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表示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积极开展关于“一带一路”的研讨,了解其战略规划,探索与之对接的方式。

例如,2015年4月,波兰举办欧洲经济大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及“一带一路”专题研讨会,同年6月,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孔子学院主办“一带一路”专题国际研讨会等等。

三是将对战略的积极支持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文件,使之成为推动合作取得更大发展的动力。

例如,匈牙利与中国于2015年6月签署了两国《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由此成为首个与中国签订此类合作文件的欧洲国家,在“一带一路”的共建中发挥了先行和引领作用。

随着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力度不断加大,中东欧国家对这一倡议的了解程度不断加深,回应方式也逐步升级。2015年11月,波兰、塞尔维亚、捷克、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五国也分别与中国签署了政府间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但与此同时,仍有不少中东欧国家尚采取第一种和第二种支持形式,即一方面口头上作出支持的表态,另一方面着重于观察和研讨。

在此过程中,普遍存在将“一带一路”等同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认知误区。这主要是由于它们都以经济合作为主要领域,以互联互通为重点,以共同发展为最终目标,彼此相通。两者在配套机制的设置上也存在类似之处,都设有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大项目投融资的基金。

同时,目前一些被纳入到“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同样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的成果,因此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混淆。

此外,虽然“一带一路”倡议旨在连接亚洲和欧洲两大经济区,但会更多地被解释为其核心目标为中国同周边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缺乏以欧洲为目标听众、明确提出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版”解读。

正是这些偏差或不全面的理解,使当前不少东欧国家对其切实参与还停留在口头支持和实质观望的阶段。

挑战二:现有合作机制遭遇挑战

        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热情和期待,来自中国政府于2012年倡导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后,后者在短短三年内迅速完成了平台搭建、机制完善目标设立等重要步骤,其作为一个合作机制从提出到建成和投入运行的初创阶段宣告顺利结束。

        然而,随着该机制转入当前需求对接、项目落实的务实阶段,合作中出现的一系列挑战逐渐显露,对现有机制的发展和完善提出加以应对的迫切要求,也对“一带一路”这一更为宏观的中国战略布局提出了预警。

首先,由于中东欧16国经济体量、人口、市场潜力等方面差异的客观存在,现有合作机制中各国的积极性和参与度开始出现分化趋势。

在经济体量大、人口多、市场需求充分的国家,已经开展或计划开展的合作项目数量多、规模大、影响广、各种融资渠道被充分运用,合作的成效十分明显。

而在一些经济体量小、人口少、市场需求不高的中小国家,则面临合作项目少、规模小、对各类基金的使用率低,合作机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日渐下降的不利趋势。

例如,塞尔维亚在东南欧地区面积大、人口多,同时也是受20世纪90年代战争破坏最为严重,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最大的国家,因此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框架下,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合作成果斐然。

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匈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维亚科斯托拉茨电站二期项目等或已建成运营,或已签署协议,顺利展开。

这些以大型工程为主的合作项目给当地民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因此中塞合作的积极性保持高涨,一大批新的项目正在积极探讨之中。

相形之下,同属该地区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东南欧中小国家,则并没有开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诉求,其经贸方面的需求也受制于自身的经济规模,难有太大的提升,因此,它们虽然在合作机制建立之初曾表示欢迎和支持,却难以找到明确的合作需求,也就难有具体项目跟进。

在这些出现“合作真空”的国家里,民众对现有合作机制的热情和期待也正与执政精英层一起逐步减退。类似的情形也同样在波罗的海三国出现。

这种对现有合作机制的参与度和积极性的分化造成的对“一带一路”倡议热情程度的差异,从现阶段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间合作文件的状况中也可见一斑。

目前签署此类文件的六个国家基本都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较好地实现自身需求与中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开发出了其所亟需的合作项目。

其次,由于“政治身份”的不同,现有机制下各国的合作意愿也出现分化趋势

16个中东欧国家虽然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被列在一起,但事实上却依然分属于不同的地区集团。例如,16国中依然有5个尚未加入欧盟。

在已经入盟的11个国家中,既有“盟龄”已10年有余的“老资历”,也有成为欧盟一员还不到2年的新成员;5个国家加入了欧元区,其余6国则依然使用本国货币。这些身份深刻地作用于它们对整体战略方向的选择,也影响着其与中国合作的意愿之强弱。

例如,作为东南欧地区为数不多的业已加入欧盟的国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强调其“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认同,外交上与欧盟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国内治理中也遵循欧盟的标准,克罗地亚更是将加入申根和欧元区作为其近期的首要目标。因此在市场需求有限的情况下,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欧盟。

相比之下,塞尔维亚作为入盟遥遥无期的潜在候选国,则更乐于与中国合作,从欧盟以外获得更多支持本国发展的动力。

再者,由于各国参与度和积极性的差异,中国与各国的合作从“齐头并进”转向“多速发展”,中国在现有机制下需要应对的重点和难点也开始呈多样化趋势。

2012年,中国在倡导合作机制之始,发表了《关于促进与中东欧国家友好合作的十二项举措》,受到16国的一致欢迎。

在2013年和2014年的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共同制定和发表了《布加勒斯特纲要》、《贝尔格莱德纲要》确立了合作机制的各项原则、运作形式和开展步骤。

可以说,在头三年该机制的设计、构建和初始运作阶段,各国发挥了使合作齐头并进和协力对之加以推动的同等作用。

然而,从第四年开始,合作机制开始转入纲领性文件的具体落实和细化阶段,2015年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后,共同发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都体现了这一重大转变。

两份政治文件分别罗列了近期及未来五年内具体的合作重点和项目展望。从中不难发现,中国与各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出现不同的规模和速度,因而所应对的问题也各不相同。

在经贸关系发展迅猛、合作项目快速启动和推进的国家,技术、融资,甚至管理、收益等具体运作中出现的问题成为中国下一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尚未积极参与合作及后者进展缓慢的国家,工作的重点则是如何找到合适的抓手发掘互利共赢的领域,使它们保持对机制的积极评价。

挑战三:“一带一路”战略遭猜忌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对“一带一路”等中国对外战略的评估受到地缘政治或冷战思维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东欧地区是传统地缘政治视角下的敏感地带。自2012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以推动与该地区国家政治和经贸关系的强化同时,中国对中东欧的外交战略便屡受美国、欧盟等对该地区具有传统影响力的外部力量的猜测和质疑。

如美国认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存在和在此地区的影响力,将会直接影响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牢固度与活力”。

欧盟则担心中国试图利用经济手段达到对它进行分化的政治目的,在它的内部形成对华态度不同的“小集团”,既降低其吸引力,也使之无法实现在对外政策上达成一致的目标。在中东欧推介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也延续着这样的疑虑和警惕。

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均怀疑中国以经济活动掩盖背后的政治意图,且以“暗中干扰”的方式,增加中东欧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等中国对外战略实施的阻力。

例如,欧盟加紧对中东欧各国家财政赤字率和公共债务率的约束,使不少国家不得不放弃政府举债融资开展大项目建设的合作途径,延缓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速度。

另一方面,美欧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对通往中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安全和稳定也充满疑虑,将其评价为“在俄罗斯与欧盟贸易关系因为乌克兰冲突而日益紧张之际……全球供应链中一条脆弱的运输线路。”  

除以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考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从冷战思维出发,刻意将中国外交渲染为新时期的“霸权扩张”。

在更多接受西方舆论口径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对中国外交战略的整体走向周边政策的演进等问题的关切加重,并担心中国可能以强力改变地区和全球秩序,这无疑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造成不利的影响。

此外,也有一些中东欧国家希望利用参与中国这些重要战略实施的机会,谋取其地缘经济利益,提升其地缘政治地位。

例如,塞尔维亚认为,大国争夺依然是当今巴尔干地区形势的主要特点之一,因此其热切地希望中国进入中东欧特别是巴尔干地区,以期在使该地区的外部力量达成均势的同时,借中国之力强化本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和影响。

由此可见,尚未消除的地缘政治和冷战思维及相关行为增加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地区推进的困难和复杂性。

思考与对策

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总体上处于反馈积极,蓄势待发的状态。

但要将这项战略从各国政府表态式的支持变为具体合作的开展,还需要结合现有合作机制运行的经验和成果,加强对“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地区落实下一阶段的规划和部署。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

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在中东欧地区的推进应与中欧关系、中国—中东欧合作进行战略对接和融合,使这些战略部署的目标、路径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该战略还应与欧洲的一体化战略相对接,成为巩固中欧关系的重要基石,以推动中东欧经济、社会发展和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显著成果消除来自欧盟的忧虑和质疑。

在2015年的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各方已就涵盖上述两方面的“三大对接”,即“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发展规划的对接、国际产能合作与欧洲投资计划的对接及“16+1合作”与中欧合作的对接达成重要共识。

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考虑建立互动型合作协商规划机制,使上述各大战略规划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参与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在中东欧地区推进的过程中,体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防止形成“‘一带一路’是中方单边行动”的话语。

例如,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首次有欧盟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即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未来在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金融服务的机制运作过程中,也应考虑开辟能够与欧洲投资银行、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等在欧洲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进行沟通协商的合作渠道。

二、借助非经济领域的合作,实现中东欧16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平等参与以及在其他现有合作机制中的平衡发展

对于难以找到经济领域合作抓手的部分国家,可通过加强非经济领域的合作,提升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积极性,弥补由经济领域大项目的缺乏而造成的合作真空。应结合这些国家的特点,努力发掘人文交流的合作亮点。

例如,可以将入盟不久,才实现将国内法律与欧盟法律接轨的克罗地亚,作为从事欧盟法制研究和开展相关培训的合作方。又如,可与斯洛文尼亚这一森林覆盖率位居欧洲第二的国家,重点开展可持续发展、环保等方面的合作。

法制、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合作,既可以“投”这些中小型中东欧国家之“所好”,又可以增加“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国家的能见度。为此,可考虑设立用于资助人文交流的专项基金。

三、充分把握中东欧国家所怀有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意愿,传递正面信息,推动合作进程

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人员往来和人才培养,加大对双方智库合作的投入,经常性地召开双边和多边国际会议,积极开展联合研究,就彼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研判和理解展开对话与交流。

另一方面,还需在中东欧国家中加强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推介、就当前周边热点问题产生的原因及中国的原则立场做好解释,引导中东欧地区舆论逐步走向客观与公正,为“一带一路”建设、“16+1合作”机制在中东欧的深入推进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维护中国谋合作、重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四、加强有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及相关合作

中东欧地区部分国家体量小、人口少、市场有限,中国应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加强次区域合作,促进地区内部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这既有利于形成更为清晰明确的共同利益找到合作的抓手,也与欧洲在该地区的发展目标相吻合,有助于密切中欧关系。

双方可加强关于中东欧各国所参与的次区域机制的研究,通过对诸如维谢格拉德集团、东南欧合作进程、(西巴尔干)稳定和联合进程、黑海经济合作组织多瑙河战略

亚得利亚海和爱奥尼亚海倡议等由中东欧国家自行倡导组建的机制的研讨,了解各国的实际需求,做好可行性研究,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做好前期准备。

 

 

来源:《国际观察》2016年03期

 

作者简介

 

龙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专业法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欧盟、中欧关系、中法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机构简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建立于1960年,隶属于上海市人民政府。该院主要任务是从战略和政策角度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及中国的对外关系进行跨学科研究,为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

 

走出去智库(CG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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